（上接3版）

　　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1959年刚出版时只有9万字，一经出版就引发轰动，推动了对唐代口语的研究。大学者周一良、吕叔湘，以及日本敦煌学者波多野太郎等人都纷纷好评。

　　随后，对于书中的词条，蒋礼鸿不断补订，他一点一点，慢慢补充进去，看到一个例子，就加一条。在他人生最后30多年里，这本书经过6次补订，增加到40多万字。

　　上课就像聊天

　　和蒋礼鸿一起教训诂学的郭在贻，1961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。郭在贻是姜亮夫早年的学生、助手，后来也受蒋礼鸿影响。杭州大学在姜亮夫、蒋礼鸿、郭在贻的奠基和培养下，形成了敦煌研究的传统。

　　郭老师是山东人，他的山东口音很有特色。他称姜亮夫为“大姜先生”，称蒋礼鸿为“小姜先生”，因为山东方言，“姜”“蒋”听起来差别不大，为方便区分，前面加上大、小二字。

　　郭在贻是一位随和的中年教师，并不善于寒暄，只有谈到学问的时候才健谈。

　　他鼓励学生写文章，借此培养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，不要人云亦云，要有自己的想法。

　　看完文章后郭在贻就跟学生约定时间去家里给他们讲。

　　当年那些文章，现在看来，张涌泉觉得“幼稚得很”。但郭老师就是有办法，从里面找出亮点，表扬，鼓励：嗯，这个点蛮好；哦，这个你能想到，厉害。

　　郭在贻的课，很受学生们欢迎。

　　他上课是以聊天的方式。除了学问，也谈人生甘苦、文坛掌故、诗友趣闻等等。他常对王云路说起，他当学生的时候，几乎天天晚上跑去姜亮夫家里，听姜老谈古今中外的学问和文人轶事。郭在贻教学生，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。

　　他有信必回，有求必应。

　　在省内外很多高校，很多人都自称是郭老师的学生，其实不少是私塾弟子，私下请教或者写信请教过。

　　正经学问与君子之学

　　1986年暑假结束，王云路从大连回杭州，到郭在贻家拜访，郭在贻马上拿起两个大笔记本：“我这个暑假没白过，段注（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又看了一遍，还有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，看了十多本，只差一本就全看光了！”

　　王云路打开笔记本，全是分门别类的摘录，毛笔、钢笔都有，密密麻麻。

　　1988年8月8日，老杭州都记得那次12级台风。这个暑假，郭在贻给王云路回了一封信：“暑假中，我没有做什么正经学问，只是兴之所至，读了十几本杂书。最近则在读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……”

　　他在信里，写到西湖边很多树被连根拔起，交通阻断，但他的小花园安然无恙，葡萄架、石榴、桂花、蔷薇、绣球等都好好的，且经此一番风雨，愈发显得明丽、鲜美。

　　他引用《世说新语》简文帝的一句话：“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木，便有濠濮间想也。”

　　他又告诉王云路，这几天，全杭州掀起了“救树运动”，大家自告奋勇参加义务劳动，好人好事时有耳闻。

　　最后，他用白居易给元稹的信里一句话结尾：“有念则书，言无伦次，勿以冗杂为病，且当一夕之话也。”括号里注明，这句话他自己记得不真切了，大意是这样。

　　很多这样的“一夕之话”，王云路都收藏着。

　　那什么是郭在贻说的“正经学问”？

　　曾任古籍所常务副所长的崔富章，也是姜亮夫的学生，后来主持所里工作。他回忆姜亮夫开会，强调大家要做“根柢之学”，做光明正大有价值的学问，做“君子之学”。

　　郭在贻的“正经学问”，与姜亮夫的“君子之学”一脉相承——对读书要求严格。

　　郭在贻在病床上，让王云路到他家取《普希金文集》和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读给他听。“书放这，等我好些，你再读给我听。”

　　王云路没有等到再为老师读书。

　　4天后，郭在贻去世。在他50岁生日到来的前一天。

　　郭老师的遗愿

　　郭在贻因病去世时，留给学生张涌泉和黄征一张遗嘱：

　　涌泉、黄征：

　　匆匆地告别了，万分惆怅。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计划，争取把三本书出齐，以慰我在天之灵。有件事拜托你们：请把我未收入《训诂丛稿》的文章收集起来，编一个续集，过几年后争取出版（现在当然不可能），为的是赚点儿稿费，以补贴我的家属，我个人则无所求也。

　　这三本书，就是“敦煌学三书”——《敦煌变文汇校》《敦煌变文校议》和《敦煌吐鲁番字典》。

　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，英国、法国和我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献出了微缩胶卷，姜亮夫说这很珍贵，一定要买一份。

　　于是，古籍所花了几万块买了回来，张涌泉从微缩胶卷中看到了原卷面貌。

　　那是一个夏天，很热，很闷。

　　张涌泉趴在机器上看微缩胶卷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敦煌文献淡黄色的纸张，在镜头里一页页翻过。

　　虽然不能和姜亮夫像当年一样在国外看原件，但透过小小的胶卷可以看到这批文献，这已经是他的老师们没赶上的幸运了。

　　对着对着，张涌泉发现了问题。

　　比如，作为很多学者必备工具书的《敦煌变文集》里有篇变文，文中有个“乘”字，前后讲不通。蒋礼鸿指出，这里应该解释为“我”的意思。

　　当时还为了这个字开了研讨会，但古汉语中，“乘”没有“我”这个意思，为什么变文里有“我”的含义呢？

　　有的学者猜测，是不是方言关系，“乘”跟“朕”音近，“朕”就是皇帝称呼自己，可能唐代民间有这样的用法。当然，也有别的猜想。

　　张涌泉对着微缩胶卷对比原卷，找到了真相——

　　“那哪是什么乘字啊！那是草书的‘我’字，和草书‘乘’字字形接近，传抄的人便误认作了‘乘’，《敦煌变文集》也就跟着出错。”

　　这也让张涌泉对蒋礼鸿十分敬佩，功底真扎实啊，没有看到原卷，就能根据上下文推断出“我”的意思，了不起。

　　在比对的过程中，张涌泉发现这样的错误有很多。他向郭在贻报告后，郭在贻鼓励他写成文章。

　　当时，郭在贻已经因病住院。在病床上，他还不忘问张涌泉文章的进度。张涌泉每写完一条，就念给郭在贻听。

　　病情略好转，张涌泉就陪他到外面走走，在洪春桥边、植物园里，郭在贻抱病给张涌泉审读论文，最后这篇3万字的论文《敦煌变文校读释例》发表了。

　　文章发表后，郭在贻提出，带着张涌泉和师弟黄征，三人合撰“敦煌学三书”。

　　1988年夏，郭在贻给西北师范大学的文献学家赵逵夫写信，谈到《敦煌变文校议》即将于年底完工：“弟与张、黄两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写的敦煌学三书，其中《敦煌变文校议》一稿将于年底蒇工……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，尤多独得之秘。”

　　没想到半年后，郭在贻因病去世。

　　郭在贻去世一年后，《敦煌变文校议》出版。《敦煌变文汇校》（后改名《敦煌变文校注》）一书，张涌泉、黄征花了6年，1997年出版。《敦煌吐鲁番字典》后来由黄征编成了《敦煌俗字典》。

　　敦煌残片的“破镜重圆”

　　张涌泉今年67岁，前不久接受了一档纪录片的采访。该纪录片第二集用15分钟的片段介绍了张涌泉多年来做的“敦煌文献缀合”工作。

　　缀合这件工作，张涌泉已经做了十多年，是他的敦煌研究“宇宙”的一部分。

　　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，很多唐代以及更早的文献横空出世，吸引了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。今天，敦煌文献散落在中、英、法、俄等世界各地，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，往往一件文献碎成几片。

　　张涌泉的缀合工作，就是把这些残片进行匹配，使破碎后分散的残片“破镜重圆”，展现出文献的本来面目。在此基础上，才能进一步对古代语言文学展开研究。

　　在2006年前后，他在翻阅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17册时，发现了12件敦煌文献碎片，每一件碎片上字数很少，但是行款、字体都相似，张涌泉大胆猜测这些碎片本来属于同一张敦煌卷子。

　　张涌泉仔细辨认碎片上的文字，有“攘臂”“于阗”“阐明”等大字，大字下有注音的小字。

　　简单查阅后，张涌泉发现，这些注音的大字可以在同一份文献里找到，那就是唐武则天时代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和序文，其中“于阗”二字就出自武则天写的序文。随后，张涌泉又通过一些字的避讳方式、俗体字写法，判断出这份敦煌文献的抄写时间。

　　节目播出后，很多年轻人被他“圈粉”。

　　张涌泉自己不知道，记者把豆瓣网页截图给他，他挺开心，年轻人在深入了解敦煌，了解古籍整理。

　　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姜亮夫就曾说，“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。”在当下数字时代，随着时代进步，张涌泉几乎能看到所有敦煌文献，他比上面两代人有更好的条件。

　　他还有一个设想：现在他看到的敦煌文献都是黑白的，红色的笔迹看不清。他希望，有一天能看到全世界敦煌文献的彩色高清照片，让文献能够讲述更多的内容，让敦煌学更进一步。

　　从张涌泉的院子里进入他家，右手边的柜子里，醒目处，摆放有两个青花盘子，风格朴拙。上面的字迹已经漫漶不清。

　　多年前，他与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吴战垒一起逛文物市场，“他很识货，说，这对盘子好。明代的。”

　　打动张涌泉的，却是盘子上的四个字：志在书中。

　　后来，他又请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他写下这四个字，挂在客厅的墙上。正对楼梯，每天清晨4点多，他从楼上下来，一抬头就看到这四个字，然后进入书房，开启一天的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