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提笔写这篇手记的时候，我刚从22个小时的火车疲惫中缓过来。相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我和罗教树还算幸运的，我们至少有座位。现在回想那22小时的历程，真的还有点后怕。

　　那天早上约8点15分，一位前往贵阳的男子突然拼命敲行李车厢和2号车厢之间的门，叫着“我要出去，放我出去。”列车员立即赶来，他死死抓住列车员的衣领大叫：“他们要抢我的钱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”列车员把他请进乘务室，在列车员和两名亲戚的安抚下，40多岁的这位男子才平静了些。但当列车员要出列车室忙别的事时，他仍然紧紧抓住列车员不让他出来。

　　“他本不是疯子，而是神经高度紧张所致。在外面打工，身上带了些钱，车上这么挤，四周都是人，他高度紧张以防钱被别人偷。时间一长，十七八个小时神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他就发疯了！他是要寻求帮助。”列车员说，这样的事情，常有发生。

　　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我害怕，更多的是心酸。罗教树也告诉我，坐这么久的火车，比打工还要累。10多年了，罗教树每年都是过完元宵出来，然后再挤着火车回家。也难怪，罗教树打从心底里希望不用出门就能赚到钱。

　　可罗教树在家里又挣不到钱。罗教树的弟弟很年轻，可他在那个地方什么活也不干。不是他不想干，而是没活干。

　　正因为一贫如洗，那里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。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要工作时，罗教树的妻子唐伟秀拿起我的电脑包，看了一会儿，瞪着眼睛说：“这个包很好的哦！”摄影记者说，单买要两三百吧。突然，她一骨碌从床上站起来，拿起电脑包在床上走动起来：“我去打工了，拎着包可以出去了。”看她在床上晃动的样子，我真的很好笑（都一个三四十岁的大人了），但更多却是感受到那种她对外界的渴望。

　　昨天傍晚，我收到了罗教树发来的一条短信：小陈，我是民工罗教树，我老婆看到你们后想到杭州打工，能不能帮帮忙？

　　我想，他在发这条短信前一定经过了很长的思想斗争，因为在三天的交往中，罗教树是一个内敛的人，他不会轻易向人开口的；也或许是老婆看到我们后，更渴望外面的世界了。

　　既然家乡没能让他们赚钱工作，那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，能做的也许就是尽量地接纳他们。罗教树在回去的路上和我说过这样一席话：“在杭州打工的日子里，有些时候老板乱下命令，比如图纸是上午出来的，他要我们下午就把活干完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他不征求我们的意见、不考虑实际就下决定，让人觉得不尊重我们打工的，甚至觉得，我们是可以欺负的”。话里面依然可以听到他的愤懑与不平。

　　是的，罗教树并不是文盲，他初中毕业，写得一手漂亮的字，还会木工。他所缺乏的，就是家乡没能给他机会。既然他来到了城市，让我们热情对待他们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