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风中，不觉一年的岁末又近。逝者如斯，我那支思绪之笔，不由得投向了那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处……

　　从我懂事起，就注意到外公家墙上悬挂着一幅横批，上书四个篆字，很醒目，可我不认识，后来外公告诉我，读作“老瓦盆斋”，是外公为自己起的室名，是浙江省文史馆首任馆长马一浮亲笔所书。“老瓦盆斋”坐落在杭州市官巷口枝头巷4号內，也是我外公外婆在杭州的住宅。

　　外公出生于绍兴东浦镇的一个小业主家庭。外公降生那年为晚清光绪19年（1894年），恰是中日甲午海战那一年。我童年时，外公就常常给我讲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、秋瑾等故事。外公姓田名赢，字宿宇，“宿宇”的意思是指人生短暂，在宇宙间不过是短短的一宿而已。外公的室名为“老瓦盆斋”。古人有“莫笑田家老瓦盆”之句，种田人喝茶饮酒都用瓦盆，外公的这一室名，正体现了他平淡质朴的人生观。

　　听外婆说，外公父辈以造酒为生，拥有多家酒坊，统称“田酒坊”，东浦那一带老人都知道。但外公从小不愿经商，只爱读书练字，更喜绘画。13岁时即随当地名家许欣庵先生学习山水画，21岁结识了名扬中外的康有为先生，并以师向从。幼时我曾在外公家看到过几张发黄的旧照片，那是外公临元代画家王蒙的《青卞隐居图》，上有康有为的题字，还有几张是康有为写给外公的书信，这些原件已毁于抗战战火，那几张珍贵的照片也在文革中遗失。

　　外公青年时，清政府已废除科举创办新学，外公满怀一腔热血，希望从政报国。考取了杭州政法专门学校（后改名为浙江政法大学），创办人和校长余绍宋早年留学日本，又是书画界巨擘，外公当时就与他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。

　　1946年，外公携一家数口移居杭州官巷口，后一直住在杭州，直到1972年病逝。

　　外公到杭州后，为了养家维生，先后做过律师、抄写员，也卖过自己的书画，但收入极其微薄。从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，外公的4个子女在贫病交加中相继离世，我母亲是仅存的一个。

　　1953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成立，当时吸收馆员的条件是三个字——文、穷、老。外公当即被吸收为正式馆员。每月工资是35元。工资是新馆员入馆时自报的，当时外公就报了这个数目，其他报60多元、80多元的不少。老先生们大多根据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学术成就的自我评介，给自己开出了相对合理的工资待遇。这在今天看来，简直匪夷所思，但在当时却十分合乎情理。

　　文史馆的加入是外公晚年生活的一件大事。不但使他从经济上除去了后顾之忧，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。文史馆的老先生们个个饱经风霜、学识渊博，他们每周两次例会，往往先讨论当前形势、国内外大事，接着是吟诗作画、交流学术。从那时起，外公结识了不少当代名流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来外公家作客最多的是阮性山、余任天先生。阮先生中年患病致聋，故自号为“木石”，以画梅见长，外公与他聊天常用一块小黑板作“笔谈”。余先生是当代著名山水画家，而且是诗、书、画、印的全才，外公与他谈天的主要内容是绘画和诗文。我还记得，外公书房里挂有一副对联：“破得三魔名利色，别开心境画书诗”。

　　在我念小学之前，外公对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写日记和背唐诗。日记每天两页，内容由外公用朱砂笔写在元书纸上，我描一遍。外公认为这样既练了书法，又认了字。唐诗，我每天早晨必须要背，可内容一概不知，外公也从不讲解。有一次，当我背杜甫《秋兴》中第一句“玉露凋伤枫树林”时，不禁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非得要肉露，鱼露不可以吗？”外公笑了，这才给予解释。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。上学后，我虽不能说过目不忘，但语文、英语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，书法、美术更是十分突出，这无疑是得益于外公的学前教育。

　　1966年文革开始，外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，家里也来了红卫兵“破四旧”。外公在文革中一直保持平和的心态，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他买了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来潜心阅读，说要加紧改造世界观。

　　1972年冬，外公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，由感冒引发了支气管肺炎，终因病情恶化，与世长辞，终年78岁。外公去世后，母亲在外公的公费医疗卡的记录上发现，除最后那次住院治疗外，外公从未用政府发给他的公费医疗卡看过病、买过药。外婆回忆说：“一般小病，他都是自己花钱买药的。”

　　在外公离世十年后，外婆也走完了她77年的人生旅程，他们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玉皇山下的南山公墓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他们的灵魂应该并不寂寞，在墓地的右侧，是余任天先生之墓，墓地上方是张宗祥先生的安葬之处，距外公外婆墓最近的是黄宾虹先生的墓，在同一排左侧，只有一穴之隔。每年在清明节，我去为外公外婆扫墓的时候，总是同时去祭拜一下他们。我希冀他们在冥冥之中继续交流切磋，况且月白风清的南山或许正是他们最适宜的处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