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塘原声

　　戎国强　本报首席评论员

　　上星期五，读了《钱江晚报》上的报道《我家窗前盖“炮楼”》，就想说杭州人的坏话。还没来得及说，昨天，钱报报道了杭州拱苑小区居民郑大姐，内衣被人偷了，她还叫大家别打那小偷。熬不牢要说说郑大姐的好话。

　　杭州文晖路青园小区搞庭院改造，正在建造一个门楼，钱报记者闻讯去采访，看见门楼已建了5米多高，11幢一二楼部分住户的西窗已完全被挡住了。影响采光、通风，这些住户当然有意见。

　　但是，据悉这个门楼是“大多数”居民要建的，理由是青园小区没有一个显眼的大门；而这些采光、通风受影响的住户是少数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些“大多数”就太自私了。大门“显眼”重要，还是11幢住户的居住权重要？大门不显眼，影响谁过日子了？但是，采光、通风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，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他人的基本权利。主张修这个“炮楼”的人越多，只能说明自私不讲理的人多，而不能说明修炮楼的理由足。

　　类似的事情，在别的小区也发生过.今年1月份，杭州候潮公寓小区要在原水泵房建一个活动室，起了争议，赞成的一方是多数，反对的一方主要是住在水泵房前后的12幢与13幢居民。再早一点，树园小区要在36幢前造一圈休息凳，也引起了少数与多数之争。据报道，在候潮公寓小区民意恳谈会上，有一位住在17幢的居民说：应该重新考虑社区活动室的选址，“毕竟不能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实现我们的幸福。”能够跳出一己利益，站在公正立场说话的居民，难道在青园小区连一个也没有？

　　与这些“大多数”相比，拱苑小区居民郑大姐，内衣被人偷了，还会想到对方是不是有心理问题，并不是坏人，叫大家别打他，还劝他去治疗。这里也有一个“大多数”和“少数”的问题。从报道看，这个偷女性内衣者，也租住在拱苑小区，偷过很多住户的内衣，是一个有害的“极少数”，抓到他后，很多居民要赶他走，不让他住在这里。同样是被偷者，郑大姐却站在“少数”一边，“虽然人是我抓的，我也被偷过内衣，但是我真的觉得，这个人大家应该是帮助他，而不是去撵他。这个坏毛病不治好，撵到哪里都一样。”

　　当下，人们被利益、地位、阶层等各种因素分割成互相不能理解，难以沟通，甚至是对立的群体。郑大姐作为一个受害者，却能主动与施害者“换位思考”，关怀对方的难处，这样的胸襟与理性，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而珍贵的精神资源。

　　但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郑大姐这样的人还将是少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