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的居所
□卓勇良
关于住房的问题,我总是想,事关人文关怀,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;事关市场对于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,政府也不能过度干预。我们或许需要有一系列多层面的差别化政策。
城里极少数低收入及住房困难家庭,政府理应出手相助。政府更应让这样的家庭,不必为子女婚房而陷入过度焦虑,杭州似乎做得不错,当然也有很大改进空间。
那些刚入职的大学生,应该是政府住房政策关注重点。发达经济体几乎都有类似政策,我们不能让住房毁了年轻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我30年前曾应邀去日本一位年轻同事家,他住在政府的郊区公寓,两室一厅,两个孩子,非常拥挤,但好歹是一个“窝”。他后来用岳父的一块地,盖了一栋两层楼房,厅占了整个一楼,楼上四个房间,都不大,我住过一晚。
我是不主张把闹市区旧住宅一拆了之的。这是城市记忆,是我们欢乐的源泉,我们就来自那里。但坦率说,有些旧房子由于制度和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,相当一些不具文化价值,确实令人纠结。
但保留和整修这些旧房子有多重实际意义。因为这可以让居住在此的老人,过一种有“根”的晚年生活,权当是给老人的晚年礼物。同时相当一部分将成为出租房,令刚入职的年轻人有一个方便的住所,早上多睡一会,亦减少城市拥堵。
至于高档住宅,政府完全应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因为这无关民生,无关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秩序。即使是对同一个小区,有些高档,有些低档,政府也不应一刀切。
□卓勇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