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住房的问题，我总是想，事关人文关怀，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；事关市场对于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，政府也不能过度干预。我们或许需要有一系列多层面的差别化政策。

　　城里极少数低收入及住房困难家庭，政府理应出手相助。政府更应让这样的家庭，不必为子女婚房而陷入过度焦虑，杭州似乎做得不错，当然也有很大改进空间。

　　那些刚入职的大学生，应该是政府住房政策关注重点。发达经济体几乎都有类似政策，我们不能让住房毁了年轻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我30年前曾应邀去日本一位年轻同事家，他住在政府的郊区公寓，两室一厅，两个孩子，非常拥挤，但好歹是一个“窝”。他后来用岳父的一块地，盖了一栋两层楼房，厅占了整个一楼，楼上四个房间，都不大，我住过一晚。

　　我是不主张把闹市区旧住宅一拆了之的。这是城市记忆，是我们欢乐的源泉，我们就来自那里。但坦率说，有些旧房子由于制度和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，相当一些不具文化价值，确实令人纠结。

　　但保留和整修这些旧房子有多重实际意义。因为这可以让居住在此的老人，过一种有“根”的晚年生活，权当是给老人的晚年礼物。同时相当一部分将成为出租房，令刚入职的年轻人有一个方便的住所，早上多睡一会，亦减少城市拥堵。

　　至于高档住宅，政府完全应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因为这无关民生，无关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秩序。即使是对同一个小区，有些高档，有些低档，政府也不应一刀切。

　　□卓勇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