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众：如何看待将制造业迁到中西部地区的问题，是为了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吗？

　　曹锦清：投资者的目的是要盈利，有盈利就迁，没有盈利就不迁，这个是市场说了算，不是由政策、政府说了算的问题，这是个市场经济的问题。企业的搬迁是企业家的投资决策，按照他对盈利的估价来进行投资，这不是政策的问题，当然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了一些决策，比如中部地方有更廉价的土地和税收减免来吸引沿海的资金。这种做法是否可取？按照新发展观的思路，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落伍。

　　

　　听众：我家在农村，现在那里有很多造成污染的企业，我觉得这和新农村的建设不相适应。您觉得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？

　　曹锦清：我也提不出任何好的建议。从理论上讲，污染企业的所有利润全部来源于污染。我问过一些企业，你今年的利润是100万元，你治污染要多少钱？他说治污染起码要200万元。所以，这个钱全部是从污染里面产生出来的。

　　除非是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的法律一定要治污染，不清治污染就不能开工。

　　

　　听众：你对“三农”问题进行了很多的剖析，事实上你并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。我觉得这是因为学者缺少在农村的实际生活经历，又想参与政策的制定造成的。这个您是怎么想的？

　　曹锦清：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，这是不少学者的主要的病，我也是有的。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整个学术界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批评是不负责任的。确实有大量的学者深入到农村进行调研和研究，把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。所以不能以偏概全。但我接受你这个批评，因为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缺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