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，放眼古今，捭阖东西，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宋世。”陈寅恪的这一名言传之神州。有趣的是，我在一篇很学术的文章中，读到了现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（1889—1975年）的妙语：“如果让我选择，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。”当然历史没有如果，汤因比只能活在“日不落帝国”的斜阳余辉里。

　　中外两公之精论与妙语，另当详述，笔者仅为此作点补白。有宋一代，与世界各国交游甚广、甚远，交友甚众、甚亲。史学家吕振羽指出：南宋沿袭北宋之制，不过，当政者还做了三件实事：除兴修水利以利农、聚北方南下之英才外，这第三件实事就是“发展了对外贸易”。吕氏之语铮矣。本文聚焦于“寻宋江南”之远洋，亦即对外贸易，落墨在“寻宋江南”之浙地，这自然是历史发展到其时之势然。宋开启于996年，自1127年南迁，定都临安（杭州），史称“南宋（1127—1279年），只存在短短的152年，但决不能小看这弹指一挥间的一个半个世纪，它实现了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。

　　南宋时，临安倚靠京都这一政治上的优势，发展势头异常迅猛，至南宋末年已有户籍39万，人口124万，百业兴盛，文化尤旺，影响深远，史载：“宋大儒君子，接踵而出，仁义道德之风，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。”南宋诗人林升的《题临安邸》，更从一个侧面写尽了临安之繁华，诗曰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薫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
　　两宋时，尤为南宋，增強了与东北亚、东南亚、南亚等地区的传统友好关系，开拓了与中亚乃至东非、北非的交往，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官方联系。为此，朝廷积极鼓励富商打造海船，大力发展民间的海外贸易。当时中国的远洋帆船穿梭于大海之上，川流不息，被史家形容为：“宋代航海业呈现出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的兴盛景象”。出海远航之发达，是与造船和航海术水平相关联，宋代有当时世界一流的“造船匠”，吕振羽这样写道：“宋朝对外贸易的船只，不仅有用手摇橹的，还有了半机械化的，船下面有轮盘转动，船上有六七十人，船身可容几百人，载重很大……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都坐中国船。”由此可见，由于中国船优，也便于中外人士的同船交游。

　　其时的交游，也得到了各国政府高层的重视。比如日本天皇高仓于1170年曾接见宋商，又二年，他以法皇和他本人的名义，委托宋商向宋朝廷赠送礼品。日船入宋，与宋船相望于途，往来频繁，显现了一幅中日远洋贸易友好图。异邦使臣或商贾入华，也得到了宋朝皇帝的礼遇，进谒后，皇上有锦袍、束帛等礼品馈赠，比如1200年柬埔寨属邑真里富派使臣进谒，宋朝皇帝赠红绯罗绢一千匹，绯缬绢二百匹。

　　两宋时，与各国的交游地与集散地当属粤闽的港口名城广州和泉州。仅就浙江而言，明州（宁波）、温州是为前列。杭州是南宋之都，各国使臣、商人及货物亦必云集于此。它虽不适于驶入海船，但杭州与明州两地，从999年以来，都设立了市舶司。杭州面临钱塘江，不便海船入杭，异邦之海货大多从余姚经越州（绍兴）而入杭城的，可见，京都的威势不可小觑也。

　　“寻宋江南”，出口贸易之大宗，当数丝帛和瓷品，外销遍及世界各地，海上“丝绸之路”与海上“陶瓷之船”的运销，也把中国人的友情、中国的文化传遍世界。“南宋朋友遍天下”，此语信然？只说一例，宋瓷碎片曾在意大利出土，渗入了地中海和欧陆。前些日子，由上海《新民晚报》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了《寻宋江南话宋瓷》的线上直播，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与大家一同探究了宋瓷的一些热点问题，听众反响热烈。他近著《瓷器中国》，览之或可领悟出宋瓷是“寻宋江南的美学代表”之三昧。

　　行文至此，我忽然又想起了文首提到的汤因比，想到了他褒宋的妙言。倘笔者能与汤氏作一次“超越时空的对话”，我问：阁下看完这篇小文，对你的金言还有什么修正吗？汤因比回答：有，稍作修改，这就是：“如果让我选择，我愿意活在南宋江南钱塘江畔的临安，而不愿活在现代泰晤士河畔的伦敦。”